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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韩国总统这份“高危职业”,为什么政客们仍趋之若鹜?

或遭夺权,或被暗杀,或站上被告席遭千夫指,但对于韩国总统这个位置,继任者们却依然“前仆后继”,也难怪人们会好奇:为什么明知无善终,韩国的政客仍对总统宝座趋之若鹜呢?

腾讯新闻国际频道独家栏目《聚焦》,本期关注:韩国政客为何挤破头也要进青瓦台?

8月29日,67岁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所涉“亲信干政案”迎来终审判决,这位被称为“嫁给国家”的女人,最终也未能逃脱“韩国总统无善终”的魔咒。如果终审维持二审(有期徒刑25年)判决,那么本就疾病缠身的朴槿惠恐将在狱中终老此生。

无一善终,依旧挡不住政坛争权

从首任总统李承晚至18任总统朴槿惠,韩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共产生了11位前总统,可这些曾经走上韩国权力巅峰的大人物,却几乎无一善终,即便是为后人铭记的第14任总统金泳三,当时也是在民众的谴责声中仓促卸任,更遑论遭暗杀的朴正熙、跳崖的卢武铉,以及年过花甲锒铛入狱的朴槿惠。如果说军人独裁总统朴正熙被暗杀是因为权力纠葛引起的“王位厮杀”,那么其他民选总统们的悲惨结局,就与政治倾轧及韩国特色的财阀政治脱不开干系。

或遭夺权,或被暗杀,或站上被告席遭千夫指,但对于韩国总统这个位置,继任者们却依然“前仆后继”,也难怪人们会好奇:为什么明知无善终,韩国的政客仍对总统宝座趋之若鹜呢?如18任总统朴槿惠,19任总统文在寅,一个是在父亲、韩国第5-9任总统朴正熙遭暗杀后,从青瓦台被扫地出门,一个是在亦师亦友的人生榜样卢武铉跳崖身亡后,心灰意冷远离政坛,最终却他们却还是挤上了总统大选的独木桥,成了政治对手。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民众把总统当救世主,总统们却纷纷掉进“怪圈”

韩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按照韩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在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中代表着整个国家,在任期内制定内外政策、向国会提出立法议案,同时肩负着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一职,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国家核心和能改变社会的“第一人”。

韩国也是一个苦难重重的国家,经历过屈辱漫长的日占时期,还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分裂国家,军事上没有战时指挥权,经济上国家命脉被由日资或美资掌控的财阀紧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次的总统大选,韩国民众都期盼着能诞生一位“救世主”般的总统,带领韩国摆脱这些枷锁。而为了迎合民众的期望,参选的政客在竞选期间纷纷制定“竞选公约”,从上下班时间、公休假日到削减学费,从提升就业率到创造就业岗位,政客们在公约上写下的每一笔都在“讨好”民众。

对民众而言,他们一次次在政客们的竞选口号面前群情激昂,可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走下神坛的前总统们被调查、被定罪。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

2019年3月6日,韩国第17任总统李明博在被羁押349天后获保释,他在任职首尔市长时推进了清溪川整治工程,凭借这一政绩,李明博在初任总统时获万众欢呼。2018年3月,李明博因“贿赂”、“非法挪用资金”、“逃税”、“滥用职权”等多项罪名被捕,此时距他卸任总统刚好过去5年。

朴槿惠支持者游行表达对其判刑的不满

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被誉为“冰公主”,她在初任总统时几乎成了韩国时尚的风向标,热爱她的民众模仿着她的着装打扮和一言一行,对其爱戴程度可见一斑。可是结局呢,朴槿惠任期未满遭弹劾下台,失去权力庇护后狼狈入狱——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韩国的前总统们用生命和牢狱共同组成了一个“怪圈”:任期之初风光无限,中期泥沼深陷,晚期或卸任后无一善终。

挤破头进青瓦台,就是为了“钱”和“权”?

尽管前任总统无不结局凄凉,可韩国政客们依然对总统宝座趋之若鹜。不想当执政党的在野党不是好党,不想当总统的政客不是好政客,其实历任韩国总统的过往早已说明一切——无非“钱”和“权”。11位前总统,4位贪污受贿,1位流亡,2位被夺权,1位遭暗杀。

全斗焕贪污,卢泰愚贪污,李明博受贿,朴槿惠受贿……腐败、受贿、逃税、滥用职权,这些名词几乎贯穿了“青瓦台魔咒”史。在阶级固化的韩国,成为总统不仅意味着莫大的荣誉,更能福及身边人,令后人获得受用无穷的隐形利益。

“嫁给国家”的朴槿惠无儿无女,看似形单影只,背后却有着缔造“汉江奇迹”的父亲朴正熙的福荫;难民营出身的文在寅虽两手空空,却承袭了好友卢武铉的政治资本——这些都是权力的延续。

检方在调查李明博时发现李明博的长子李时炯、哥哥李相恩等都牵涉“小金库”案,他们假借他人名义设立巨额秘密账户,通过逃税和挪用公款等手段疯狂敛财,数额令人咂舌;

第11、12任总统全斗焕在1997年获特赦出狱时被追缴罚金220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他声称“我只有2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00元)存款”,可随后却享受着奢靡的晚年生活,还在2012年豪掷数亿韩元为孙女办婚礼。至2018年,全斗焕才上缴了1155亿韩元罚金。面对29万韩元和1155亿韩元的巨大差距,全斗焕没有进行解释,至今仍逍遥法外;

第13任总统卢泰愚在企业界“横征暴敛”,被追缴罚款262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第14任总统金泳三之子金贤哲在父亲任总统期间被称为韩国的“小总统”,顶着父亲的光环四处“拿钱办事”,收受非法资金;

17任总统李明博涉嫌受贿11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55万元)、贪污35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67亿元)——这一笔又一笔动辄亿计的非法资金,是无数普通人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财富。

独身的朴槿惠没有子女,与弟、妹疏远,却养肥了一众亲信,“闺蜜”崔顺实小到“走后门”送女儿进名校,大到操控文化界、威逼企业捐款,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她却能一手遮天。

诚然,韩国的前总统们在就任之初都怀着雄心壮志,但在数年青瓦台生涯中、在亲人、亲信的影响下,在政治倾轧举步维艰的局势中,或难逃人性,或自愿,或被迫,最终“前仆后继”落入“怪圈”,成为一任又一任“青瓦台魔咒”的受害者。

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

现任总统文在寅在韩国“被朴槿惠背叛”引发的政治混乱中就任,成了民众心中力挽狂澜的英雄。从2017年3月10日朴槿惠被弹劾,到同年5月10日文在寅宣誓就职。民众用两个月时间找到了新的希望,这一次,他们是否找到了期盼已久的“救世主”呢?

本期作者:三韩观察家 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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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钟庭耀:操纵所谓“民调”做乱港帮凶,甘当外国反华势力木偶

在港人眼里,现年61岁的钟庭耀及其“钟氏民调”早已臭名昭著。港人曾将钟庭耀主导的所谓“民调”嘲讽为“钟氏民调”,指钟庭耀表面上从事“学术研究”,实际却担当反动势力的政治工具,在香港局势紧张时刻发表具有引导性的“民调”,以配合反对派的政治行动,而且背后更有外国势力插手其中,通过金钱控制“民调”,制造假民调。

修例风波之下,“乱港头目”陈方安生近日委托钟庭耀主导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撰写所谓民间“反送中民情报告”,试图以所谓“民情”继续干扰政府运作。

这并非钟庭耀第一次协助反对派利用“民调”煽动民众仇视政府、蛊惑市民“反中乱港”。自2012年起,在多次立法会选举中,钟庭耀均成为反对派操纵民意的“帮凶”,利用“民调”为反对派谋取利益,唱衰香港。

钟庭耀

钟庭耀还不忘勾结国外势力。2003年,钟庭耀首次承认其所谓的“民意”调查曾收受美国反华势力的资金资助。自此之后,其串通外国势力操纵、利用“民意”破坏香港的行为更加明目张胆,逐渐成为外国反华势力的“木偶人”。

至此,钟庭耀的“钟氏民调”,实际上已完全成为钟庭耀卖港求荣的工具。

祸乱香港的“钟氏民调”

在港人眼里,现年61岁的钟庭耀及其“钟氏民调”早已臭名昭著。

港人曾将钟庭耀主导的所谓“民调”嘲讽为“钟氏民调”,指钟庭耀表面上从事“学术研究”,实际却担当反动势力的政治工具,在香港局势紧张时刻发表具有引导性的“民调”,以配合反对派的政治行动,而且背后更有外国势力插手其中,通过金钱控制“民调”,制造假民调。

近期香港修例风波愈演愈烈之际,“钟氏民调”又迫不及待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7月10日,“乱港头目”陈方安生主导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发起众筹,委托钟庭耀主导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修例引发的问题、政府官员的处事手法及警权等进行“民情研究”,并撰写所谓民间“反送中民情报告”,试图以所谓“民情”继续干扰政府运作。

陈方安生称,钟庭耀的报告除了派发给市民和不同机构,亦会送到香港各外国领事馆,作为较可靠的资料库。此前,陈方安生已被曝不时会向美国驻港领事“汇报”最新的政治情况,并听取“指示”。对此,港媒指出,钟庭耀的报告很大程度上会被“汇报”给美方。

钟庭耀主导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1991年6月成立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钟氏民调”便是由此孕育出来。钟庭耀早年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于1987年在隶属于港大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担任助理研究主任,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便是在此研究中心成立的。

港大民研计划是港大社会科学学院内一个自负盈亏的单位,因其属于自资活动,发表内容不代表港大,在其网站中亦有清楚列明“一切内容与香港大学立场无关”。尽管如此,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依然挂着“港大”的名号,被钟庭耀包装成大众眼中具有“公信力”的调查机构,为钟庭耀之后被反对派及外国势力选中为操纵民意的“代言人”提供了“本钱”。

4月23日,港大民研计划宣布改名为“香港民意研究所”,脱离港大,开始独立运作,以众筹的方式集资经费。香港政界人士担心,钟庭耀日后靠募捐营运,届时机构或会更“名正言顺”地收取反对派及外部势力的资金,成为抹黑“一国两制”、特区政府的政治工具。

陈方安生此次的委托证实了上述人士的担忧是正确的。无论名字如何变更,“香港民意研究所”仍然是“钟氏民调”换汤不换药、继续祸乱香港的工具。

6月下旬,“香港民意研究所”宣布各项“民调”暂告一段落,包括政权关注的特首评分、政府民望等,要视乎资金决定延续哪些“民调”。“钟氏民调”的结果显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与民望在6月下旬创历史新低。

而在7月4日,钟庭耀曾在电台节目上大放厥词。有反对派听众称,如果设置攻击特首的问题做“民调”,就愿意捐12000元。钟庭耀立即回复称,“可以有很多种问法”,并趁机攻击现任特首。

“民调”成反对派 “配票”工具

钟庭耀曾宣称,港大民研计划旨在透过民意调查收集数据,研究和分析香港的民意发展。但在钟庭耀的控制下,其实质是为反对派以至其背后的外国势力服务,以此煽动民意,谋取利益,干扰政府运作。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钟氏民调”就成为反对派的“配票机器”,配合反对派所谓的“雷动计划”,误导选民,为反对派进行“配票”,把指定人物送入立法会。

2016年,“反中”头目戴耀廷、赵家贤等人联合香港泛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全力推行所谓的“雷动计划”。

“雷动计划”通过美国反华势力在背后的支持,使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操纵选票。反对派从美国获得一个最新的手机软件,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只要“泛民”的投票者事先登记了手机号码和网址,9月4日当天,网站的控制员就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知道这些网民何时到达投票站,何时离开,读取出反对派投票的人数和增长的速度。

而由于此前“占中”期间,港大民研计划都进行过几次所谓“公民投票”,有关选民的手机号码已经提前进入相关的电脑系统,即使不登记,网站就已经知道这些手机持有人的行踪和号码,从而在投票当日发挥巨大的作用。

除了提供数据支持,在立法会选举期间,“钟氏民调”还进行滚动民调,每日发表立法会候选人的支持率,企图向香港的选民说明谁有机会当选,谁的选情告急需要“雷霆救兵”,以便临时把选票投给落后的人。

在“雷动计划”的“配票”下,罗冠聪、刘小丽、梁颂恒等六位反对派的选举状况实现了戏剧性的转变,突然进入了当选的名单。

在此过程中,钟庭耀、戴耀廷、黎智英等人,还通过舆论大力鼓吹“港独”,散布“港独是香港的出路”“香港基本法有言论自由,就必须有讨论港独的自由”“如果港独候选人被剥夺参选资格,香港今后就没有自由投票的权利”等言论。

为港独势力造假 以“民调”进行“播独”

钟庭耀一路以所谓的“民调”进行“播独”最少25年。

港大民研计划成立第三年,即在1993年,“钟氏民调”就已经开始对香港市民进行“台独”和“藏独”的调查,并不断公布结果。

2007年,港大民研计划公布的“香港、台湾、澳门、冲绳民众文化与国家认同国际比较调查”中,直接加入了涉及“港独”的选项。2011年,港大民研计划为在“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的问卷中,有选项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后被批评议题设置就是“港独”。

而在非法“占中”准备和实施时期,钟庭耀也为“港独分子”的行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13年4月,违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给了钟庭耀一笔80万港元的“秘密捐款”,供钟庭耀在2014年进行“占中公投”之用。

2014年,钟庭耀发起的“占中公投”民调确实极具煽动民意之嫌。比如夸大参与人数,出现重复投票和非永久性居民也可投票;在涉及两地关系的民调中,将香港人和内地人对立起来,以带有偏见的政治分类,制造出挑拨两地关系的结果,议题设置有“暗独”之嫌。钟庭耀后来被港大校委会报告点名批评该“做法不符预期标准”而受到处分。

彼时,钟庭耀被媒体问到是否接受就“港独”议题举行全民投票,钟庭耀竟称“无可无不可”,声称只要议题得到社会热烈讨论和有争议,都会考虑做。

“钟氏民调”还曾造假民调,协助港独势力挑动民众仇视政府的情绪。2014年,“钟氏民调”公布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民望评分为47.5分,学界质疑调查未有剔除极端数据样本,结论不能反映现实,亦不科学。后来钟庭耀果然被揭发,近千名受访者中逾六成给予50分以上,只因有数十人给予0分而拉低平均值。

为“美金”折腰祸害香港

除了为反对派服务,见钱眼开的钟庭耀也能为“美金”折腰,甘当外国势力的“木偶人”。

此前港媒就曾揭发钟庭耀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美国民主基金会”(NED)及下属“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 (NDI)指示,操纵民意制造假民调的无耻行径。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国际民主研究所(NDI)成立于1983年,号称是一个独立的非牟利民间组织,隶属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自1995年以来,NDI资助数以千万元给香港所谓“民主派”组织。2012年,NED拨款46万美元给旗下的NDI建设“门户网站”,推动香港学生参与普选。同年,戴耀廷主导的港大法律学院也得到NDI的资助,推出“港人讲普选”网上平台。

2014年NDI拨出77000港元给泛民派组织“民主动力”用于2016立法会选举活动,包括让钟庭耀负责做“港大民调”。选举期间,“钟氏民调”完完全全受到美国幕后操控,NDI香港经理薛德敖(Kelvin Sit)多次插手修改、加插问卷设计,意在加深市民怨气,挑拨市民与政府的关系,处心积虑地要令非法“占中”师出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NDI插手的“钟氏民调”在当年10月非法“占中”期间已经完成,但薛德敖10月底安排“民主动力”召集人郑宇硕与NDI总部高层联系后,该民调结果就离奇“被消失”。

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钟庭耀亦涉嫌收受NDI资助做“假民调”,包括任由对方篡改问卷问题及抹去相关记录,滥用港大之名为反对派及外国势力作“政治服务”。

曾不打自招承认“袋洋钱”

钟庭耀曾在多个场合一口咬定不曾与政治势力有瓜葛。

2013年9月,在一场有关“商讨日”的记者会上,钟庭耀强调自己过去及未来工作都没有任何政治及外国势力的联系,并会确保政治中立云云。

今年4月23日,钟庭耀宣布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宣布改名为“香港民意研究所”时,再次强调“不为五斗米折腰”,民研计划会“继续保持诚信和质素”。

不过翻开钟庭耀的“话本”,其收取国外黑金进行所谓“民调”,早已有迹可循。

早在2004年立法会选举中,钟庭耀已亲口承认其“民意”调查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NED)及下属“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 (NDI)的资助。钟庭耀当时还向港媒承认,曾于2003年12月月接受NDI赞助,进行政党发展调查。

当时钟庭耀在一份声明中直接承认,“有关调查之经费由全国民主协会支付;而问卷设计、调查工作、调查督导、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则由民意研究计划全权负责。”

2012 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时,就有消息人士爆料“钟氏民调”曾收取“英国网络观察基金会”(IWF)给予的5万英镑进行民调。

但无论钟庭耀如何辩解自己的行为,事实已经屡次证明,“钟氏民调”每每在特区发展的重要时刻,总会“及时”跳出来发表不利于特区政府、不利于“一国两制”的“民调”结果,在反对派的“唱和”下制造民意假象,煽动民意,钟庭耀无疑是反对派的帮凶、外国反华势力的“木偶人”。

采写:南都特派香港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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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港恒大1将身价顶对手全队仍难占便宜 中超重返亚洲之巅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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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赛场的中日对抗,首回合全是中超球队坐镇主场御敌,但亚洲身价排名第1和第2的上港和恒大,都未能借助主场之利拿到晋级的先手优势。9月17日和18日的次回合决斗,也将变得悬念重生。上港恒大1将身价顶对手全队仍难占便宜 中超重返亚洲之巅梦碎?

作为过去两届的亚冠冠军,浦和与鹿岛的实力不白给,尽管在总交手战绩方面,中超占据优势,尤其恒大更是扛了多年的抗日大旗。但浦和与鹿岛,主场面对中超的战绩同样彪炳,并且恒大和上港的亚冠客场成绩相对是软肋,要想掀翻J联赛,实现中超重登亚洲之巅的希望,只能期待次回合发威。

恒大和上港主场御敌,均未能取得绝对优势

身价只是一场空,亚洲第1和第2没占到便宜

论身价,恒大和上港轮流成为亚洲最贵的球队。阿瑙托维奇(3500万欧)的到来,让上港以9500万欧的身价,再度超越恒大,成为亚洲的NO.1。然而上港的对手浦和,全队的总身价仅有2980万欧,甚至不及阿瑙一人,也仅比奥斯卡或者胡尔克高出一点,就能在上体将上港逼到手忙脚乱,如果不是哈桑“公平执法”,上港下半场也不会获得2粒点球。

恒大虽然以9033万欧退居亚洲第2,但保利尼奥的3800万欧身价,即便放在欧洲也是顶级球星的价码。作为亚冠卫冕冠军,鹿岛全队的身价只有区区2110万欧,只有保利尼奥的1/2强。然而就是这样的鹿岛,在天体也没有显得手忙脚乱,一个0-0的平局让双方次回合站在同一起跑线,但鹿岛拥有主场优势。

论中日交手战绩,恒大面对J联赛完全占据了上风,上港虽然淘汰赛有2次被日本球队淘汰的经历,但同样在总战绩方面压制了J联赛。上港连续23个亚冠主场不败,恒大则是连续21个亚冠主场不败,但在不败的背后,2场平局总感觉让日本球队占到了便宜。

恒大+上港补强,天时地利人和仍未占便宜

恒大和上港,均在夏窗对阵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恒大用艾克森取代了布朗宁的注册名额,甚至面对鹿岛之前,卡纳瓦罗还在暗自庆幸,本赛季终于可以首次使用4外援(实际恒大小组赛使用过4外援),尤其是有着日本球队克星的艾克森助阵,恒大本应该借助主场之利擒下鹿岛,占据晋级的主动权。

而且不要忘记了,鹿岛虽然贵为卫冕冠军,但夏窗还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铃木优磨、安部裕葵和安西幸辉3名绝对主力,全部选择了留洋欧洲,这其中铃木优磨就是鹿岛上赛季夺得亚冠冠军的重要功臣之一,并且成为去年亚洲足球先生的候选人。然而即便是阵容进行了大调整,鹿岛也没有被恒大吓倒,一场0-0的平局,次回合回到主场,鹿岛的机会依旧存在。

上港虽然出走了艾克森,不过阿瑙托维奇的能力绝对强过艾克森,只是目前阿瑙的特点与上港还有点格格不入。相比之下,浦和虽然贵为2017赛季的亚冠冠军,如今在J联赛的处境则不太如意,已经沦落到积分榜的中下游位置。但就是这样的球队,上港在主场甚至还一度0-2落后,最后幸运拿到2-2的平局。

阿瑙虽好,但还不适应上港

首回合战平,当然不是最好的结果,不过也并非最差的结局,然而中日对抗,中超未能借助主场之利占据晋级先手优势,却让外界担忧不已,原因为何?恒大和上港虽然拥有魔鬼主场,不过客场作战的能力并不强。上港2016赛季以来,在亚冠淘汰赛的客场仅赢过1次,还是2017赛季的1/8决赛与苏宁的内战,在南京实现对苏宁的双杀。

恒大固然是亚冠赛场最为成功的球队之一,不过亚冠淘汰赛阶段,已经连续6个客场不胜。2015赛季虽然夺冠,不过半决赛和决赛做客,都是0-0与大阪钢巴和阿尔阿赫利互交白卷;2017赛季的1/8决赛和1/4决赛都在客场输给了鹿岛和上港;上赛季的1/8决赛客场战平天海,本赛季的1/8决赛客场常规时间遭鲁能击败。

客场作战能力令人担忧,中超要想4个赛季以来重返亚洲之巅,即必须攻陷浦和与鹿岛的魔鬼主场。

中超重返亚洲之巅?破日球队神迹+魔鬼主场

2015赛季,恒大第2次夺得亚冠冠军之后,中超离亚洲之巅就越来越远,2016-2018这3个赛季,除了2017赛季上港摸到一次4强的门槛外,包括恒大在内,在亚洲赛场都失去了竞争力。在中超失势的同时,韩日球队则取而代之,全北2016赛季折桂,浦和与鹿岛更是在2017和2018赛季实现了日本球队对亚冠冠军的蝉联。

本赛季的1/4决赛演绎为中日对抗,中超只有踩着J联赛才有望重新归位,才能实现4个赛季以来重登亚洲之巅的美梦。首回合中超的2场平局,尤其上港更是让浦和带走了2个客场进球,次回合的变数就变得大起来。

重返亚洲之巅?外界对他们的期望很大

中超双雄上港、恒大拥有魔鬼主场,而浦和与鹿岛在主场的能力也不逊色。浦和主场7次面对中超球队,赢了6次打平1次,从没有中超的队伍能在浦和主场带走胜利,上港2017赛季2次客场输给浦和还历历在目,别忘了本赛季的小组赛,国安更是在浦和主场0-3完败。

鹿岛主场面对中超更为恐怖,随着鲁能本赛季小组赛做客输球,鹿岛10次在亚冠主场对垒中超,成绩为9胜1平,完完全全就是中超的克星。和上港曾经客场2次输给浦和一样,恒大也曾2次客场不敌鹿岛。

中超虽然面对J联赛整体战绩占优,但鹿岛、浦和只是被平均的2支日本球队,作为亚冠赛场最具竞争力的J联赛劲旅,恒大和上港,要想代表中超4个赛季以来首次冲向亚洲之巅,次回合做客日本就是要打破魔咒前进。

(扎库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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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水平低?林书豪:詹姆斯来这里也不能说一定能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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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林书豪:即使是强如詹姆斯 来CBA也不能保证一定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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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华裔球星林书豪已经和北京首钢男篮签约,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很尊重CBA联赛,即使是詹姆斯来了也不一定能率领球队夺冠。离开NBA加盟北京队 林书豪并没有向命运投降

在上赛季帮助多伦多猛龙队夺得NBA总冠军后,并没有NBA球队为林书豪开出合同,于是CBA就成了他可能加盟的联赛之一,据林书豪透露,他与北京男篮就签约一事进行了长达6周的谈判。

对于来到CBA,林书豪表示,即便是强如勒布朗-詹姆斯,也不能保证来了就夺冠,“我不管你是谁,来到这个联赛,你不能答应明年就能赢得总冠军。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勒布朗,当然勒布朗有最大的机会。可是你不能说,勒布朗来到了CBA,明年他就能拿到总冠军。”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林书豪表示。

此外,林书豪还表达了对CBA的尊重,“我就是很尊重这里的水平,这里的球员。”林书豪说道。新赛季的CBA,将会因为林书豪的到来而愈发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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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后门酒”:内部上百人卖茅台 检察长辞职当“酒贩子”

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文2439字,阅读约需5分钟

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曾是贵州省政治生态的严重“污染源”,贵州省自去年下半年就此开展攻坚战。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一年来,贵州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的茅台酒经营权,这些经销商的经营权均是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王晓光、王三运、廖少华都曾靠酒吃酒

2018年3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晓光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公款喝茅台;本人或和家人通过大肆收受、变卖茅台酒,利用职权低价购买、高价倒卖茅台酒,获取茅台酒专营资格、开设茅台酒专卖店等方式,大发“酒财”。随着王晓光被查处,因领导干部搞特权而衍生出来的“茅台酒乱象”,逐渐浮出水面。

已被查处的甘肃省委原书记、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都有靠酒吃酒、以酒牟利问题。

去年7月,中央第四巡视组向贵州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了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等问题。贵州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整治。

集团内部275人曾参与“卖茅台”

在贵州省集中开展的两轮自查清理中,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共有392人填报有或曾经有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等情况。茅台集团在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全体员工、离退休人员中连续开展4轮自查清理,其中275名管理人员及员工填报个人参与或曾经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茅台酒厂所在地仁怀市在开展自查清理中,124名党员干部主动申报本人或亲属参与茅台酒经营。

贵州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整治中,贵州对向组织如实报告并主动纠正存在问题的干部,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同时,通过大数据比对技术,从严抽查核实,对核查发现申报不实的严肃处理。

遵义市绥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陈洪勋、黔东南州榕江县委原督查专员潘春泉因心存侥幸、不如实申报,分别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取消514家经销商通过违规违纪违法审批取得的经营权。对申报不实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立案审查调查11人、组织处理47人。

袁仁国利用茅台酒经营权攀附权贵

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整治查处的一系列案件中,以茅台集团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案表现最为典型、问题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恶劣。

2018年10月,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袁仁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2019年5月,袁仁国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6月27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袁仁国涉嫌受贿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调查,袁仁国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王三运、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获得茅台酒经营权提供帮助,并长期主动关照他们的经营。为了得到王晓光的庇护,袁仁国为王晓光及其亲属批了4家茅台酒专卖店,并经常主动为其增加销售指标。袁仁国打算帮助弟弟调入药监系统工作,就给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董穗生办理了茅台酒专卖店。

调查发现,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多达数百条,既涉及中管干部、省管干部,也涉及不少县处级、乡科级干部。茅台酒厂所在地的仁怀市,参与茅台酒经营的124名干部中,不少人利用亲戚、裙带关系,通过袁仁国或其妻获取经营权。

袁仁国带头破坏党纪国法,造成茅台集团班子成员思想混乱、各谋私利,在其任内,房兴国、谭定华等多名高管先后被查处。其被查处后,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高守洪及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永等先后被查处。

仁怀市检察院检察长辞职当“酒贩子”

巨大的利润空间,也让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卖酒经商”,甚至辞职“炒酒”。仁怀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某某利用职权帮助袁仁国亲属逃避处罚,获得茅台酒经营权后,就辞去检察长职务,当起“酒贩子”。

“我悔不该忘记了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想方设法为人民币服务,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源。”因倒卖批条获利10万元的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副区长郭锐,在其忏悔书中剖析道。

仁怀市茅台镇杨柳湾社区党支部书记范某某,利用在茅台酒厂征地拆迁中协助开展信访维稳等工作时认识酒厂相关领导的便利,找酒厂领导得到批条,购得茅台酒30件用于牟利,最终受到严肃处理。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共查处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167起、处理18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人。

“凡过问必登记”,从制度上杜绝“后门酒”

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和茅台酒营销过程中易于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贵州研究制定《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等禁止性规定,严禁全省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经营、违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使用茅台酒等行为。

在茅台集团建立领导干部插手茅台酒经营活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实行“凡过问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从体制机制上杜绝“特权店”“后门酒”。此外,贵州还研究制定《贵州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细化行为性质,明确处分档次。

同时,积极推进茅台集团内部改革,重塑茅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省委派出专题调研组深入茅台集团调研,省委书记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指导和帮助茅台集团制定《理顺和规范茅台酒流通体制方案》。

整治活动中,茅台集团全面停止审批新增茅台酒专卖店、特约经销商、总经销商和批条零售,规范各项审批决策程序,严格执行茅台酒经销权审批方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杜绝出现“一支笔”“一个章”的审批现象。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编辑 白爽 校对 卢茜

值班编辑 花木南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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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秋老虎”出没地图出炉!今年的秋老虎咬人吗?

8月21-27日,江西大部、福建北部、浙江西南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广东西北部、湖南西部部分地区有猛虎盘踞且来势汹汹,将持续7天日最高温超35℃,局地达38-40℃。

中国天气网讯 转眼已出伏,不过伏天过后“烤验”仍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七天,南方热度不减。“秋老虎”要发威了吗?到底啥天儿才叫“秋老虎”?猛“虎”下山,是谁在背后撑腰?全国“秋老虎”出没地图出炉,快来看看哪里会被“咬”。

今年来的是猛虎?还是Hellokitty?

中国天气网分析师王伟跃表示,8月21-27日,江西大部、福建北部、浙江西南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广东西北部、湖南西部部分地区有猛虎盘踞且来势汹汹,将持续7天日最高温超35℃,局地达38-40℃。对于四川盆地东部、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大部地区来说,秋老虎还算比较温柔,暂时扮演Hellokitty的角色,偶尔出没,仅仅是在白天走个过场而已。

与南方地区相反,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降至35℃以下,“纸老虎”区域主要分布在华北南部、江淮等地,尽管白天最高温偶尔会攀升至30℃以上,但却不会出现35℃以上的高温天气了,而对东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大部地区来说,未来七天最高气温都低于30℃,部分地区甚至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秋意了。不过局地午后仍比较热,公众需注意防晒。

“秋老虎”是神马鬼?谁在背后撑腰?

如同“秋波”不是秋天的菠菜,秋老虎也不是“秋天的老虎”,它是指立秋以后短期回热天气。一般发生在8、9月之交,持续时间约7-15天。这种天气因连日晴朗、日射强烈,重新出现暑热天气,就像一只老虎一样蛮横霸道,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

秋老虎在气象学上是指三伏出伏以后短期回热后的35℃以上的天气,天气特征多表现为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晒。

王伟跃分析,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秋老虎的表现略有所不同,如华南的秋老虎要比长江流域的来得迟,一般推迟2-4个节令。另外,每年秋老虎盘踞的时间有长有短,半个月至二个月不等;有时秋老虎来了去,去了又回头。“秋老虎”天气,虽然气温较高,但总的来说空气干燥,阳光充足,早晚不是很热。

能否有秋老虎出没,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指使”的。通常每年8月下旬到9月,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逐步向东、向南撤退,在该高压控制下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秋老虎将如“猛虎下山”。这种回热天气欧洲称之为“老妇夏”天气,北美人称之为“印第安夏”天气。如果副热带高压偏弱,北方冷空气偏强,秋老虎也就只能是个“HelloKitty”了。

南北“秋老虎”威力各不同

南方的秋老虎相对凶猛一些,北方的秋老虎则稍逊一筹。南方的秋老虎具有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高温强度比较大等特点;北方秋老虎的主要特点集中在闷,而不是热,相比7月高温炎热,秋老虎温度相对温和了许多。每天早晨或者傍晚,都会让人感到凉爽。

常年来看(据1981至2010年气象数据统计),8月23日及以后,我国北方城市出现35℃或以上高温的概率不大。最多的省会城市是西安,平均每年1天出头。而华北的京津冀地区,北京和天津都是30年一遇,石家庄为3年一遇。显然,采用35℃来划定秋老虎,对北方有些过于严苛,这个秋老虎成了“纸老虎”。

如果以30℃为标准,北方的秋老虎似乎还有点威力,华北平原一带在10天上下——每年平均北京8.6天,天津9.7天,石家庄11.1天,济南和郑州都是11.5天。

而在南方,秋老虎的势头显然要威猛许多。除了地处高原的拉萨、昆明、贵阳,其它省会城市,或多或少都有高温(≥35℃)出现,其中重庆最多,平均有5.4天。21世纪以来,2005年、2008年、2010年,南方都出现了威猛的秋老虎天气,且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延伸到了9月中下旬。特别是2008年9月下旬,长江以南大面积的高温,不仅范围广,强度也是历史少见。2008年9月22日,长沙、武汉、广州均创下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9月下旬的历史极值!

秋老虎杀到如何应对?

秋老虎的伤人招数可不少,比如温差大易致血压升高、干燥致全身瘙痒、猛吃冷食大伤阳气等。是时候使出洪荒之力对抗秋老虎了,小编教你如何对抗,让你美美的度过这个秋天。

气象专家建议公众穿透气性好的衣服,夜间出行散步注意保暖;多喝水,多吃鲜藕、银耳等润燥的食物;尽管大汗淋漓也不要总对着空调吹,以免热伤风;还有就是初秋是锻炼的最佳季节,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如慢跑、散步、做操、打太极拳等,增强体质。

编辑 贾聪聪

来源:中国天气网

原标题:全国“秋老虎”出没地图出炉!今年的秋老虎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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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语音助手智商测评:谷歌领先 Siri和Alexa旗鼓相当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洛普风投”(Loup)在测试中发现,谷歌旗下的“谷歌助手”回答问题的准确率连续第二年超过苹果的Siri或亚马逊的Alexa。谷歌助手答对86%的问题,Siri答对79%。

腾讯科技讯 进入到各种电子产品或软件中的语音助手,和普通民众的工作生活关系愈发紧密,这些语音助手的智商表现也和消费者体验直接相关,人们希望语音助手能够像人类一样听懂问题,给出精准答案。

据外媒最新消息,最近一家权威机构进行的年度测评发现,谷歌、苹果、亚马逊三大语音助手的智商都有所提升,但是谷歌仍然明显领先其他对手。

据外媒最新消息,进行这一测评的是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洛普风投”(Loup),该公司近日发布了语音助手年度智商报告。

该机构在测试中发现,谷歌旗下的“谷歌助手”回答问题的准确率连续第二年超过苹果的Siri或亚马逊的Alexa。

这项研究对基于智能手机的语音助手进行了详细测试,每个产品都被问到同样的800个问题,包括寻找附近的地方、订购商品、导航等等。研究评估了这些语音助手是否正确理解了问题以及他们回答的准确性。

洛普风投的数据显示,在800个问题中,谷歌助手答对了93%的问题,并理解了全部800个问题。苹果的Siri排在第二位,正确回答了83%的问题,但是误解了两个问题。根据这项研究,Alexa答对了80%,但只误解了一个问题。

洛普风投表示,该排名与去年的调查结果保持一致,但三个语音助手的得分都有所提高。

根据2018年7月发布的测评报告,谷歌助手答对86%的问题,Siri答对79%。Alexa的今年准确率同比增长最大,较2018年的61%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许多相同的趋势仍在继续,谷歌助手在信息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好,Siri处理命令的能力最好,而基于回答问题数量的实用软件排名一直保持不变(谷歌助手、Siri、Alexa),”洛普风投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但在我们追踪语音助手发展的短短几年里,每个平台、每个类别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研究显示,Siri今年在命令类的表现优于谷歌助手。Siri和谷歌助手两个产品在这一领域的表现都“远远超过”亚马逊的Alexa。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这两款语音助手都内置在操作系统中,而Alexa则仅仅是第三方应用程序的一部分(亚马逊过去曾经生产智能手机,但是后来退出市场)。

尽管人们可能认为Alexa最擅长回答订购商品的问题,但洛普风投表示,谷歌助手实际上在购物领域的领先优势最大。在此类问题中,谷歌助手答对了92%的问题,Alexa答对71%,Siri答对68%。

不过,研究人员说,根据消费者调查和个人经验,他们认为没有多少消费者是通过语音指令来购物的。

在此之前,也有诸多机构发布了语音助手的研究报告,一般认为谷歌助手和亚马逊Alexa占据了明显优势,苹果的Siri、三星电子的Bixby,以及微软公司的Cortana则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过去一两年中,苹果公司开始倍加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的一个研发方向就是语音助手,苹果招募了一些行业优秀人才,并且在西雅图设立了人工智能研发机构,一个重要使命是提升Siri的智商和用户体验。

过去,Siri的智商表现不佳,甚至成为苹果设备用户的戏弄对象。这种劣势也影响到了苹果在智能音箱市场的表现。迄今为止,谷歌和亚马逊垄断了全球智能音箱市场,苹果仅获得个位数的市场份额。

在语音助手的覆盖方面,谷歌助手和亚马逊Alexa也遥遥领先于对手,两大产品已经进入了大量的外部产品或软件中,比如家用电器、智能家居、私家车等。

亚马逊甚至构建了一个语音助手生态系统,鼓励大量的第三方开发者推出语音助手额外的功能软件并获得收入。(腾讯科技审校/承曦)

与“驴”谋皮、标准不一:阿胶企业暗战多年 频现造谣举报黑手

实际上,因为主管机构不断变化,食品阿胶的标准制定迟迟难以出台。国家政策不明晰情况下,各方对于阿胶是否能够进行食品生产许可有很多争议。阿胶企业涉足食品领域已经至少十年的时间,但是迟迟没有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各自为战。

(山东东阿县一家阿胶企业生产的阿胶食品(前排中)、药品(前排右)及使用的原料。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苏杰德

发于第912期《中国新闻周刊》

“买一发八,这盒价格两百多元,还赠送包括枸杞、核桃等在内的七盒赠品。”主播回复买家问询的同时,有节奏地从镜头外拿出产品,堆满镜头——某直播平台的网红开始了一天的电商之旅。

距离山东省省会济南市大约100公里,聊城市东阿县以补益类中药——阿胶闻名全国,很多人便利用电商平台做起了阿胶生意。

直播平台上买卖的阿胶多是食品类阿胶产品,偶尔会有些人打擦边球买卖保健品阿胶。

实际上,阿胶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阿胶块,这是传承至今的生产工艺,多属于药品和保健品;另一种则是以阿胶块为原料生产的阿胶制品,包括阿胶糕、阿胶枣等。直播平台上的卖家产品良莠不齐,但不妨碍其销售的火爆,上百单的产品几分钟就可以销售一空。

阿胶行业之所以吸引这么多卖家入场,背后是食品阿胶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有分析机构称,阿胶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64亿元迅速增长到了2016年的310亿元,而其中药品阿胶只占约三分之一份额,主要是阿胶糕等阿胶衍生品的市场规模扩张明显。

(阿胶传统炼胶技艺的沙盘展示。图/视觉中国)

不过,相比线上的火热场面,线下的阿胶市场显得有些低迷。这不只是因为夏季是阿胶的销售淡季,更因为阿胶龙头企业——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东阿阿胶)销售业绩正面临“寒冬”。

8月7日晚间,东阿阿胶作为龙头企业披露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利润分配方案,东阿阿胶将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0.095元(含税)。东阿阿胶自上市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分红,回馈股东,可谓A股资本市场的“三好学生”。

不过这个绩优股也遇到了麻烦。一个月前,7月中旬,东阿阿胶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75%~79%。此消息一出旋即引发股价地震,市值缩水近百亿元。

东阿阿胶作为阿胶行业领头羊,自2006年开始实施提价战略,直接推动行业发展。但从去年开始,公司发展进入转折点,营收增速放缓,屡试不爽的提价策略不再奏效。

对于业绩变差原因,东阿阿胶将其归咎为宏观经济以及消费预期的影响。然而,另一家阿胶龙头公司——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福牌阿胶)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超过35%。

昔日明星股遭遇滑铁卢,市场哗然的同时,都在猜测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甚至引发舆论对阿胶市场乱象及阿胶功效的质疑。

一河之隔两厂相争

坐落在黄河两岸的两家阿胶龙头企业,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过去几十年为争夺阿胶“正统”地位纷争不断。

“金小城,银河坡,顶不上东阿县的破胶锅”,阿胶行业“钱”景可见一斑。在计划经济时期,阿胶与茅台酒一样,通过出口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

作为阿胶重镇,东阿县行政区划几经变更。1943年,平阴县和东阿县合并为平阿县,1948年又恢复两县建制,但旧区划变更。东阿镇地处黄河河道东南,划归平阴县,隶属济南市。黄河另一侧的铜城镇则划入东阿县城,隶属聊城市。

1952年,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现处于济南市平阴县的阿胶厂组建山东平阴阿胶厂,生产“福牌”阿胶。现处于聊城市东阿县的阿胶厂则组建为东阿阿胶厂,主产“东阿牌”阿胶。两家企业当时均被统一管理,阿胶产品用于出口创汇。

也是在同一时期,远在贵州的茅台镇,三家酒厂合并成立了如今市值万亿的贵州茅台前身——国营茅台酒厂。

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之后,阿胶行业也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不过,黄河两岸的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都将自己视为“正统”,在企业宣传、品牌争夺等方面针锋相对。在两家阿胶厂的对外宣传中,均称自己是第一家国营阿胶企业,获得过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等荣誉。两家还因为商标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由山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两家阿胶公司分别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995年,山东平阴阿胶厂与平阴医药公司改制,合并成立福胶集团,来自平阴阿胶厂的杨福安出任总经理。

之后福胶集团启动私有化改革,杨福安家族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些年,福胶集团曾经为上市做准备,但因为改制的遗留问题等原因,暂无下文。

黄河对岸的东阿阿胶厂1993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聊城市国资委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在1996年登陆深交所。借助资本市场,东阿阿胶经营业绩保持快速增长。时任公司董事长刘维志等管理层曾有意收购公司股权,像福胶集团一样进行私有化。就在这时,聊城市国资部门公开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经过激烈角逐,央企华润集团在2004年入主东阿阿胶。

值得注意的是,东阿阿胶股权转让时,央企、地方政府和管理层之间多次角力,甚至还对簿公堂。最终,刘维志和妻子——时任东阿阿胶总经理的章安宣布退休,纠纷告一段落,东阿阿胶正式进入华润时代。

借助华润的营销网络,新任总经理秦玉峰提出阿胶价值回归战略,开启涨价步伐,公司业绩水涨船高,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明星股。

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东阿阿胶与福牌阿胶已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根据智库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阿胶生产厂商超过两百家,其中东阿阿胶和福胶集团在行业内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东阿阿胶主打高端市场,单品价格排在全国首位,而福胶占领中低端市场,企业产能最高。

山东阿胶协会会长李贵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品牌宣传到位,直接推动了阿胶产业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东阿县一位阿胶资深从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是业内“老大哥”,县里的阿胶企业都在向东阿阿胶学习。

而与东阿阿胶不同,福牌阿胶则选择走量。福牌阿胶相关负责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价格第一,但福牌阿胶产能要高一些。”

目前,东阿阿胶尚未公布上半年营收数据,只预告净利润下降。反观福牌阿胶,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超过35%。一降一增,两家公司业绩增速大相径庭。

不过,从产量上看,福牌阿胶和东阿阿胶还能平分秋色,但从营收和净利润来说,东阿阿胶可谓一家独大,是阿胶行业的执牛耳者。

在东阿县,其他阿胶厂的产品外包装和品类与东阿阿胶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这些产品的价格远低于东阿阿胶。

业绩变脸

几年来,东阿阿胶采取了不断涨价的举措。2006年,履新东阿阿胶总经理不久的秦玉峰,提出阿胶价值回归战略,阿胶价格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阿胶当时的价格换算到现在,每斤4000~6000元。自此,东阿阿胶开启了涨价模式,阿胶块迄今累计提价近20次。

据不完全统计,东阿阿胶几乎每年都会提价,有的年份甚至不止一次。阿胶提价幅度最大的一次是在2011年,提价超过五成。2011年之前,阿胶价格受到管控,之后不再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东阿阿胶掌握了阿胶定价权后,提价次数明显增多。

从产品来看,东阿阿胶主要有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姬阿胶糕等三大产品,其中阿胶块是制作阿胶浆和阿胶糕的原料。阿胶块的基本款是红标阿胶,零售定价为1499元一盒,一斤约合3000元,而10年前该产品一斤不到200元。其高端产品九朝贡胶,一斤超过5万元。

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阿胶提价是因为驴皮价格上升。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毛驴产量为462.4万头,2017年已经下降至267.8万头,累计下降幅度达到42.1%。驴资源紧缺,东阿阿胶还“满世界找驴”来弥补国内驴皮供应不足,从非洲等地进口驴皮。对于阿胶来说,道地的药材来源于山东德州黑驴,这种黑驴皮被认为质量最好,其他产地的驴皮质量则要次于黑驴皮。

产品价格上涨带来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东阿阿胶营业收入从2006年的10.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73.4亿元,净利润则从1.54亿元增长到20.87亿元,业绩连续十二年保持了正增长,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在20%以上。

中康资讯CHM的数据显示,药品阿胶去年的市场销售额约在一百亿元。东阿阿胶以药品阿胶为主,去年其销售额约占到市场七成。东阿阿胶在阿胶行业可谓一枝独秀。

东阿阿胶的财务表现也非常亮眼,使其成为受资本市场追捧的优质股票,更有人将其比做“药中茅台”。

不过,东阿阿胶依靠提价来保持业绩增长的方式近来遇到了瓶颈。2018年业绩增速放缓,但公司在当年12月还是将阿胶出厂价上调6%。这次涨价后,从今年一季度来看,营收和净利润下降二到三成。东阿阿胶屡试不爽的提价策略失灵了。

东阿阿胶产品的提价策略,最受激励的是下游经销商。产品涨价,下游囤货。如果产品没有及时售出,经销商的存货将不断升高。今年东阿阿胶业绩大幅下降,很大原因是下游经销商囤货意愿减小。不少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甚至打折促销。

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粗略统计,下游经销商存货大约在一千吨。

对于经销商打折促销,上述负责人回应称,“这是经销商的个人行为。”对于东阿阿胶的直营店,该负责人介绍说,“自己的终端没有打折销售的行为,除非是京东618这类购物节。”

但在东阿县唯一的东阿阿胶直营店内,《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公司标准产品红标阿胶虽然没有打折促销,但较为高端的黑驴皮阿胶产品在打五折,折后价还低于红标阿胶。

对于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问题,东阿阿胶对外回应称,业绩变化是由于受整体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市场对阿胶价值回归的预期逐渐降低,公司经销商开始主动消减库存,放缓采购,从而导致公司上半年产品销售同比下降。

除了市场环境、公司战略等因素,药品阿胶市场逐渐饱和也是重要因素。药品阿胶去年增速明显放缓,从前些年的双位数增长减少到个位数。中康资讯CHM的数据显示,药品阿胶去年销售额为98亿元,比前一年还略有下降。

而主打中低端市场的福牌阿胶却实现了高速增长。福牌阿胶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公司上半年整体业绩同比增长35%。

由此可见,如果药品阿胶市场规模不变,东阿阿胶丢失的市场份额或许被福牌阿胶等厂家分食。

乱象丛生

假阿胶、假驴皮,成为阿胶产业挥之不去的痛点。在公开报道中,阿胶厂商用驴皮下脚料熬制阿胶,掺马皮、牛皮、猪皮等丑闻不断爆出。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阿胶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64亿元到2016年的310亿元,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药品阿胶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份额。作为传统产品,药品阿胶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公司手里,一般人难以进入。但在阿胶糕等食品阿胶领域,则涌入了大批制造者、贩卖者。

阿胶造假涉及的领域,主要在食品阿胶领域。在中小厂家低廉的价格面前,东阿阿胶的高价阿胶糕产品,不具备竞争力。桃花姬阿胶糕京东商城目前价格在每盒200元左右,但其他品牌的价格最低可达到几十块。东阿阿胶眼睁睁看着这块蛋糕被别人分食。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图/中新)

此外,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阿阿胶、福牌阿胶作为阿胶行业龙头企业,这些年来一直暗战不断。

2002年,有媒体报道福胶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用马皮代替驴皮的情况。这成为轰动一时的“马皮造阿胶事件”。虽然调查结果证实是报道不实,但福牌阿胶这家百年老字号企业受此影响,一度处于破产边缘。当时,福牌阿胶负责人杨福安在公开场合指称该事件背后有黑手,而且是同行。

2012年,一场“造假门”风波把东阿阿胶推上风口浪尖。有媒体刊登了《卷入造假风波东阿阿胶盛世危局》报道,东阿阿胶新疆和田的工厂生产的半成品阿胶块涉嫌虚构原产地,其用以支持涨价的行业数据也涉嫌造假。随后,东阿阿胶否认了这些指控。

实际上,不只是两家龙头公司,其他知名品牌也遭遇过类似情况。2016年,职业打假人购买同仁堂食用阿胶,送至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检验,检测报告称送检阿胶检出牛、猪DNA成分。同仁堂当时称,这种检测方式并不适用于阿胶产品检测,阿胶是经过深度热加工后的产品,DNA已被深度破坏。

上述大厂虽然身陷“质量门”,但最终都没有被坐实造假、违规使用其他原料的问题。但在其他中小厂家,造假案件时有发生。

2018年2月,上海市食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联合侦破使用食用明胶、牛皮等原料跨省制售假冒国药准字号药品“东阿阿胶”的团伙犯罪案件,捣毁位于河南省的制假工厂、位于广东省的商标包装的印刷工厂以及位于上海市的销售点,案值4000万元左右。

2018年4月,东阿县多家阿胶企业被指涉嫌造假,用牛皮下脚料甚至骡马皮做原料来做阿胶。在此次事件中,除了阿胶本身的造假以外,衍生产品阿胶糕的造假问题也引起关注。当时,东阿县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事企业进行调查取证,并称查处结果将向社会公布。不过,迄今为止,该案件调查结果并未公布。

标准制定存争议

阿胶糕等快销品市场规模诱人,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东阿县在直播平台上阿胶出货量最大的“网红”,店铺销售量已经接近四万单。“眼红”于这个新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负责人也开始“赤膊上阵”,亲自直播卖阿胶。

在保健品阿胶领域,这类产品如果没有许可,是不可以买卖的。而一些利用电商平台买卖阿胶的“网红”,也打起擦边球,开始卖保健品阿胶。其价格相比商场的价格低很多。

阿胶市场良莠不齐的局面,至今没有解决之道——由于涉及各方利益,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迟迟没能推出。

去年9月,国家公布了阿胶及其制品食品产品标准立项计划,该项目由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目前,该标准还在制定之中。

接近山东疾控中心的人士林峰(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意味着“阿胶和以阿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阿胶制品,这两类可作为普通食品来生产。监管机构要依据标准对企业进行监管”。在他看来,阿胶行业标准不一主要就在阿胶食品领域。

实际上,因为主管机构不断变化,食品阿胶的标准制定迟迟难以出台。国家政策不明晰情况下,各方对于阿胶是否能够进行食品生产许可有很多争议。

原卫生部在2002年颁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这份文件成为后来很多政策制定的依据。但由于主管部门发生改变,对于该政策的解读也是几经变化。

河北省曾就阿胶食品能否生产许可进行请示,获得否定答复。2009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回复河北质量技术监督局称,阿胶属于原卫生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应按保健食品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不能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围。

但在2018年,政策又有新变化。当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回复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称,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阿胶列入了《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食品生产经营。对生产阿胶及其制品的食品生产者,应依法实施食品生产许可。

援引的规定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上述回复对阿胶从业者,尤其是在山东企业引起了震动。林峰表示,阿胶食品许可门槛比药品要低,对整个阿胶产业造成很大冲击。

从目前来看,山东还没有实施阿胶食品生产许可。《中国新闻周刊》从山东省级和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阿胶食品生产许可职能已经下放到东阿县。但多位业内人士介绍,食品阿胶(块)还未进行生产许可的规范。

阿胶企业涉足食品领域已经至少十年的时间,但是迟迟没有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各自为战。

以东阿县为例,这里既有东阿阿胶这样的龙头企业,中小阿胶企业数量也不少,但是直到2016年,中小企业牵头才成立了阿胶协会,而龙头企业东阿阿胶后来才入会。

今年6月5日,山东阿胶行业协会发布了《阿胶》《阿胶糕》两项团体标准,这两项标准主要用来确定阿胶中驴皮源成分的含量,从而可以折算出驴皮的投料量是否充足。不过,该团体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只对行业内企业起到约束作用。

据悉,目前阿胶食品标准正在制定,但标准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

“标准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食品安全标准。”林峰说,“像一些和安全没有关系的指标,自然就不能把它放进去。比如婴幼儿奶粉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少了它奶粉会没有营养,宝宝会发育不良,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与安全有关。但是阿胶制品就没法这样衡量,阿胶的含量就比较难把它放到安全标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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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嫁女”有无分田资格?江西女子未获分地起诉村委会

曾丽频介绍,婚后他们夫妻二人在宜春市区与株潭镇两地务工租住,为方便赡养父母,曾丽频的户口未迁出后槎村曾家组。2018年5月,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曾家组将组上的耕地重新调整分配。讨论耕地调整事宜时,以不符合农村分田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耕地给户口落户在此地的曾丽频母子三人。

户籍还在本村的“外嫁女”是否能获得村里的分地资格?这是曾丽频过去两年遇到的困扰。

曾丽频是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村民,2015年与另一村村民结婚,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在2018年的新一轮耕地调整中,当地村委会小组以“不符合传统分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给曾丽频耕地。

曾丽频陆续到村、镇反映无果后,将村委会起诉至法院,宜春中院和宜春袁州区法院均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为由驳回了其请求。

澎湃新闻采访发现,“外嫁女”是否具备农村分地资格,在法学界也存在分歧。

“该走的程序我们会去走,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往前。” 曾丽频说。

农田调整,“外嫁女”未获分地

曾丽频1984年出生,婚前常年在外务工;2015她年结婚,丈夫为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千担堝组居民。

曾丽频介绍,婚后他们夫妻二人在宜春市区与株潭镇两地务工租住,为方便赡养父母,曾丽频的户口未迁出后槎村曾家组。曾丽频的两个孩子分别于2016年、2017年出生,户籍跟着她。常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曾丽频没有正式工作。

2018年5月,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曾家组将组上的耕地重新调整分配。讨论耕地调整事宜时,以不符合农村分田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耕地给户口落户在此地的曾丽频母子三人。

“曾家组这次参与分田的大约有122人,每人分得6分3厘田,按照这样算,总的耕地面积大概77亩左右。”曾丽频认为,自己在宜春市一直是租住,没有房产,算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至于其小孩,出生就随其落户在曾家组,也都享有同等权利。

“不只是她一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全组都是这样的规定,嫁出去的女儿要把田地让出来,我们娶进来的可以分地。” 株潭镇后槎村村民委员会曾家组村民小组组长韩菊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农田调整协议正式实施后,2018年6月17日,曾丽频向宜春市信访局反映情况,认为分田不公。

株潭镇政府答复曾丽频的信访材料中指出:“2018年5月28日晚,在后槎村两委的见证下,曾家组召开了户主大会,并形成了一份农田调整协议,协议内容经除您母亲外所有户主签字同意。”另一份答复称:“针对重新分田一事后槎村曾家小组组委会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讨论,一致认为你及小孩户口应该迁往楠木乡,虽然户口实际上仍在后槎村,但不符合农村一直以来分田地传统、习俗和标准,所以未予分配良田。”

韩菊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全组共三十多户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该份协议上签字。

起诉村委,法院:不属行政案件,属民事争议

2018年11月30日,曾丽频再次找到宜春市市长专线办。关于曾丽频提出的“后槎村曾家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良田分配的会议决定,要求正式文件上传”的问题,株潭镇政府给出的答复是:“我镇不可能以红头文件形式上传,此为村民自治范围,镇政府无权干预。”

同时,株潭镇人民政府指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对于您反映的良田分配问题,镇人民政府只能进行协商调解,无强制命令后槎村曾家组更改决定的权力。”

多次信访未果,曾丽频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019年3月,曾丽频向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区人民法院认为曾丽频与两个孩子适用法律不同,需要分案审理,于4月12日裁定准予撤诉。

而后,曾丽频将该纠纷分为3个案件,再次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袁州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小组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

曾丽频不服裁定,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宜春中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行政裁定书,同样认为该案“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同时补充 称“村委会不是履行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曾丽频说,2019年8月8日,她带着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再次来到万载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县人民法院未受理。4天后,曾丽频又来到株潭镇人民法庭,“株潭庭收了材料,但说要排到九月份才会立案。”

“外嫁女”有无分地资格? 专家说理:学界意见不一

作为“外嫁女”,即使户籍尚在本地,也仍然没有分地资格吗?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认为,以前的土地承包法只是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全家迁入县级小城市也不得收回调整。2018年该法修订时,这一规定也删除了。哪怕举家迁入城市也不能收回土地,30年承包期的效力绝对强,除非承包户自愿交回。“她虽然外嫁,但户口还在村里,当然有资格分配土地了。”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认为,“外嫁女”能否分得土地,要视各地情况而定,目前的法学界对于村里分地的问题,还属于村民自治少数服从多数,还存在争议。从实际情况考量,有的地方人多地少,嫁出去之后就不能参与分地了。

此类案件究竟属于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范围?出现了各级法院皆不受理的情况该如何解决?王才亮表示,这类案件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认为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而不是民事或行政诉讼。很多地方以这个理由法院不受理,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求镇政府协调,或者到农业局去投诉,如果不解决,那就是行政诉讼的范围了。”

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外嫁女”在娘家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论从未停止。

广西南宁一女村民在村中曾经享有0.29亩承包地的经营权,婚后户籍未变的情况下,村里以其已经是“外嫁女”要求收回其土地承包权。该村民不服起诉至法院。

2018年5月21日南宁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决书中支持了“外嫁女”拥有土地分配的资格。判决书中称,法律对于因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缔结婚姻关系的女性成员,即“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应严格遵守。

判决书中引用了《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

历经多次信访、诉讼,“外嫁女”曾丽频能否分得土地仍未有定论,“该走的程序我们会去走,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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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峪门小学开通校车

12月22日讯(记者 程凌润) 22日,记者从莱城区教育局获悉,茶业口镇峪门小学于近日开通“大鼻子”校车,从而解决了该校近300名学生的乘车难题。

“每到上学、放学时,学校大门口被农用车、面包车、电动车、摩托车等围得水泄不通,学校需要安排大量的教师执勤,维持秩序。”峪门小学是一所有近300名学生的学校,多年来学生乘车问题,一直是学校和家长头疼的一大难题车,由于车辆的安全性能参差不齐,学校领导及教师、家长对学生乘车问题提心吊胆。

如今,峪门小学的学生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大鼻子校车”。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乘坐上了由驾驶技术极高的司机驾驶的、安全性能极高又宽敞舒适的校车后,高兴地说:“有了这样的校车接送,我们一百个放心!我们可以安心工作了,再也不用为接送学生犯愁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的安全,峪门小学校长张传刚经常跟车查看学生的乘车情况及车辆的运行状况,同时峪门小学的值日教师和相关教师,协助引导员把学生安全地送上校车后才能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