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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一女子车辆被砸后却被“神秘人”维修,她马上报警

“车辆被砸又被修,怎么回事?”北青社区报记者获悉,后沙峪金地悦景台小区停车杆突然失控,致使业主王女士车辆被砸。但车辆刚定完损,想要跟物业商量赔偿,王女士却发现自己的车被人修过了,遂报警处理。接警后,后沙峪警方立即联系物业以及停车杆设备方的负责人,帮王女士协调解决此事。

民警查看车辆被砸情况

记者采访了解到,家住后沙峪金地悦景台小区的王女士报警称,她开车出地库时,地库的停车杆突然失控,将她的车砸了一个“坑”。随后王女士找到了小区的物业部门,对方让王女士先去定损,随后再协商赔偿。而经过4S店定损,维修费用需要一万元左右。

就在王女士等待物业的答复时,却意外的发现,她的车竟然被“神秘人”给修了,但仅修复了划痕,被砸形成的“坑”还在。王女士认为,是物业觉得维修费用太贵,所以擅自修复了划痕。于是,王女士报警处理。

接警后,后沙峪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民警向物业部门核实,但对方否认,说不是自己修的。至于车究竟是谁修的,他们也不得而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民警联系了物业以及停车杆设备方的负责人,让双方约定时间一同协商赔偿方案。最终经过调解,双方对赔偿问题基本达成一致。

车上被砸出的“坑”

王女士的车

江书蒙——出聊城记之“三里屯的莘县腔调”

二强在毕业之后,手里攒下来俩钱儿,才能心平气和地往北京去。在他的印象当中,北京是一个很费钱的地方,当然,你去所有城市都得花钱,你出门能不花钱吗?但是北京给二强的印象是——东西特贵,吃的喝的特贵,交通费特贵。

所以共享单车的诞生对二强来说是一个福音,他终于可以自主掌握自己在北京的行程了。二强上大学的时候,第二回途径北京转车,就被坑了一次。本来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之间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但是这出租车司机一看二强大包小包的,再加上二强一脸胶原蛋白,心里倍儿清楚,你丫一外地小屁孩,不坑你坑谁?于是拉着二强绕着北京转啊,上一座立交桥再下一座立交桥,再上一座立交桥,再下一座立交桥。

但是你车里俩人光这么看景不行啊,司机就跟二强白活,说他车上拉过有钱人,有钱人都去什么地方消费,多么奢侈靡费的生活,这事儿过后二强才缓过神儿来,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司机老鳖孙跟我这儿耗时间呢。结账的时候一看车费70多,当时气人的是二强对北京站和北京西站之间的距离没有概念,好吧,车费70多,可能还挺远,过了后儿,一切才缓过神来,被那老鳖孙坑了,怪不得他撂下行李,加油门喷着黑烟就走了呢。

共享单车让二强摆脱了对北京出租车的依赖,爷们就不坐你车,爷们不光不坐你车,爷们还得骑车去三里屯转转,单程三公里,爷们骑车去北京最时髦的地方,你丫就赚不着爷们的钱,气死你丫的。

真解恨。

时空来到下午三点的三里屯,外国妞儿真漂亮嘿,秋天牛仔裤上身,也挡不住她们散发出来的别样气质。老外们真多,这地方像是北京外国人口集散中心,白皮肤、黑皮肤、雪白皮肤、苍白皮肤、黢黑皮肤、淡黑皮肤,各种不同深浅肤色,世界人民在三里屯实现了大团结。

二强想问一艺术展厅,高德地图上标了位置,但是有一段地方拐来拐去,二强不知道具体在哪。站下,斜身问一对中老年夫妇,“您好叔叔,请问阿莫西莱艺术展厅怎么走?”二强还特地在每句话后面加了儿化音,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北京人。他最近看了浙江卫视综艺《我就是演员》里,陈凯歌拍的那个短片《艳红》,杜淳演的金管事太棒了,北京腔真脆真好听,二强在家里也暗自模仿杜淳的北京腔。

“俺也知不道,俺也事将来,你问问旁里人吧”。二强虎躯一震,定睛一看这两位路人,大概是夫妻二人,一人背着个挎包,打扮朴素还带点品位,但这大叔铁打的莘县腔啊,二强忽然觉得一阵暖流涌上头来,在这物欲横流、情欲横流的三里屯,还有来自莘县大地的清凉田野风,真仿佛春风拂面,一股清流扑将上来。于是也别端着了,就把原汁原味的莘县腔也掏出来了。哎呦,这位大叔以及这位大婶也是虎躯一震,很巧啊,在这儿遇见莘县人。

这一论起来,三个人还是一个乡镇的,两拨人的住所相隔不过5里地,巧啊。但是各自皆有急事,于是互相寒暄,互相道别,相约回去之后有机会再见面。好啊,真好。暖啊,真暖。于是,各种冷漠的面孔,各种没有温度的建筑和道路,也不让二强觉得陌生了。有莘县老乡给我鼎力加持,这外面的世界再冷漠一些,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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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驴”谋皮、标准不一:阿胶企业暗战多年 频现造谣举报黑手

实际上,因为主管机构不断变化,食品阿胶的标准制定迟迟难以出台。国家政策不明晰情况下,各方对于阿胶是否能够进行食品生产许可有很多争议。阿胶企业涉足食品领域已经至少十年的时间,但是迟迟没有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各自为战。

(山东东阿县一家阿胶企业生产的阿胶食品(前排中)、药品(前排右)及使用的原料。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苏杰德

发于第912期《中国新闻周刊》

“买一发八,这盒价格两百多元,还赠送包括枸杞、核桃等在内的七盒赠品。”主播回复买家问询的同时,有节奏地从镜头外拿出产品,堆满镜头——某直播平台的网红开始了一天的电商之旅。

距离山东省省会济南市大约100公里,聊城市东阿县以补益类中药——阿胶闻名全国,很多人便利用电商平台做起了阿胶生意。

直播平台上买卖的阿胶多是食品类阿胶产品,偶尔会有些人打擦边球买卖保健品阿胶。

实际上,阿胶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阿胶块,这是传承至今的生产工艺,多属于药品和保健品;另一种则是以阿胶块为原料生产的阿胶制品,包括阿胶糕、阿胶枣等。直播平台上的卖家产品良莠不齐,但不妨碍其销售的火爆,上百单的产品几分钟就可以销售一空。

阿胶行业之所以吸引这么多卖家入场,背后是食品阿胶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有分析机构称,阿胶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64亿元迅速增长到了2016年的310亿元,而其中药品阿胶只占约三分之一份额,主要是阿胶糕等阿胶衍生品的市场规模扩张明显。

(阿胶传统炼胶技艺的沙盘展示。图/视觉中国)

不过,相比线上的火热场面,线下的阿胶市场显得有些低迷。这不只是因为夏季是阿胶的销售淡季,更因为阿胶龙头企业——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东阿阿胶)销售业绩正面临“寒冬”。

8月7日晚间,东阿阿胶作为龙头企业披露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利润分配方案,东阿阿胶将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0.095元(含税)。东阿阿胶自上市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分红,回馈股东,可谓A股资本市场的“三好学生”。

不过这个绩优股也遇到了麻烦。一个月前,7月中旬,东阿阿胶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75%~79%。此消息一出旋即引发股价地震,市值缩水近百亿元。

东阿阿胶作为阿胶行业领头羊,自2006年开始实施提价战略,直接推动行业发展。但从去年开始,公司发展进入转折点,营收增速放缓,屡试不爽的提价策略不再奏效。

对于业绩变差原因,东阿阿胶将其归咎为宏观经济以及消费预期的影响。然而,另一家阿胶龙头公司——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福牌阿胶)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超过35%。

昔日明星股遭遇滑铁卢,市场哗然的同时,都在猜测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甚至引发舆论对阿胶市场乱象及阿胶功效的质疑。

一河之隔两厂相争

坐落在黄河两岸的两家阿胶龙头企业,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过去几十年为争夺阿胶“正统”地位纷争不断。

“金小城,银河坡,顶不上东阿县的破胶锅”,阿胶行业“钱”景可见一斑。在计划经济时期,阿胶与茅台酒一样,通过出口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

作为阿胶重镇,东阿县行政区划几经变更。1943年,平阴县和东阿县合并为平阿县,1948年又恢复两县建制,但旧区划变更。东阿镇地处黄河河道东南,划归平阴县,隶属济南市。黄河另一侧的铜城镇则划入东阿县城,隶属聊城市。

1952年,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现处于济南市平阴县的阿胶厂组建山东平阴阿胶厂,生产“福牌”阿胶。现处于聊城市东阿县的阿胶厂则组建为东阿阿胶厂,主产“东阿牌”阿胶。两家企业当时均被统一管理,阿胶产品用于出口创汇。

也是在同一时期,远在贵州的茅台镇,三家酒厂合并成立了如今市值万亿的贵州茅台前身——国营茅台酒厂。

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之后,阿胶行业也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不过,黄河两岸的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都将自己视为“正统”,在企业宣传、品牌争夺等方面针锋相对。在两家阿胶厂的对外宣传中,均称自己是第一家国营阿胶企业,获得过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等荣誉。两家还因为商标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由山东省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两家阿胶公司分别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995年,山东平阴阿胶厂与平阴医药公司改制,合并成立福胶集团,来自平阴阿胶厂的杨福安出任总经理。

之后福胶集团启动私有化改革,杨福安家族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些年,福胶集团曾经为上市做准备,但因为改制的遗留问题等原因,暂无下文。

黄河对岸的东阿阿胶厂1993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聊城市国资委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在1996年登陆深交所。借助资本市场,东阿阿胶经营业绩保持快速增长。时任公司董事长刘维志等管理层曾有意收购公司股权,像福胶集团一样进行私有化。就在这时,聊城市国资部门公开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经过激烈角逐,央企华润集团在2004年入主东阿阿胶。

值得注意的是,东阿阿胶股权转让时,央企、地方政府和管理层之间多次角力,甚至还对簿公堂。最终,刘维志和妻子——时任东阿阿胶总经理的章安宣布退休,纠纷告一段落,东阿阿胶正式进入华润时代。

借助华润的营销网络,新任总经理秦玉峰提出阿胶价值回归战略,开启涨价步伐,公司业绩水涨船高,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明星股。

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东阿阿胶与福牌阿胶已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根据智库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阿胶生产厂商超过两百家,其中东阿阿胶和福胶集团在行业内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东阿阿胶主打高端市场,单品价格排在全国首位,而福胶占领中低端市场,企业产能最高。

山东阿胶协会会长李贵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品牌宣传到位,直接推动了阿胶产业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东阿县一位阿胶资深从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是业内“老大哥”,县里的阿胶企业都在向东阿阿胶学习。

而与东阿阿胶不同,福牌阿胶则选择走量。福牌阿胶相关负责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东阿阿胶价格第一,但福牌阿胶产能要高一些。”

目前,东阿阿胶尚未公布上半年营收数据,只预告净利润下降。反观福牌阿胶,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超过35%。一降一增,两家公司业绩增速大相径庭。

不过,从产量上看,福牌阿胶和东阿阿胶还能平分秋色,但从营收和净利润来说,东阿阿胶可谓一家独大,是阿胶行业的执牛耳者。

在东阿县,其他阿胶厂的产品外包装和品类与东阿阿胶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这些产品的价格远低于东阿阿胶。

业绩变脸

几年来,东阿阿胶采取了不断涨价的举措。2006年,履新东阿阿胶总经理不久的秦玉峰,提出阿胶价值回归战略,阿胶价格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阿胶当时的价格换算到现在,每斤4000~6000元。自此,东阿阿胶开启了涨价模式,阿胶块迄今累计提价近20次。

据不完全统计,东阿阿胶几乎每年都会提价,有的年份甚至不止一次。阿胶提价幅度最大的一次是在2011年,提价超过五成。2011年之前,阿胶价格受到管控,之后不再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东阿阿胶掌握了阿胶定价权后,提价次数明显增多。

从产品来看,东阿阿胶主要有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姬阿胶糕等三大产品,其中阿胶块是制作阿胶浆和阿胶糕的原料。阿胶块的基本款是红标阿胶,零售定价为1499元一盒,一斤约合3000元,而10年前该产品一斤不到200元。其高端产品九朝贡胶,一斤超过5万元。

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阿胶提价是因为驴皮价格上升。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毛驴产量为462.4万头,2017年已经下降至267.8万头,累计下降幅度达到42.1%。驴资源紧缺,东阿阿胶还“满世界找驴”来弥补国内驴皮供应不足,从非洲等地进口驴皮。对于阿胶来说,道地的药材来源于山东德州黑驴,这种黑驴皮被认为质量最好,其他产地的驴皮质量则要次于黑驴皮。

产品价格上涨带来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东阿阿胶营业收入从2006年的10.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73.4亿元,净利润则从1.54亿元增长到20.87亿元,业绩连续十二年保持了正增长,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在20%以上。

中康资讯CHM的数据显示,药品阿胶去年的市场销售额约在一百亿元。东阿阿胶以药品阿胶为主,去年其销售额约占到市场七成。东阿阿胶在阿胶行业可谓一枝独秀。

东阿阿胶的财务表现也非常亮眼,使其成为受资本市场追捧的优质股票,更有人将其比做“药中茅台”。

不过,东阿阿胶依靠提价来保持业绩增长的方式近来遇到了瓶颈。2018年业绩增速放缓,但公司在当年12月还是将阿胶出厂价上调6%。这次涨价后,从今年一季度来看,营收和净利润下降二到三成。东阿阿胶屡试不爽的提价策略失灵了。

东阿阿胶产品的提价策略,最受激励的是下游经销商。产品涨价,下游囤货。如果产品没有及时售出,经销商的存货将不断升高。今年东阿阿胶业绩大幅下降,很大原因是下游经销商囤货意愿减小。不少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甚至打折促销。

东阿阿胶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粗略统计,下游经销商存货大约在一千吨。

对于经销商打折促销,上述负责人回应称,“这是经销商的个人行为。”对于东阿阿胶的直营店,该负责人介绍说,“自己的终端没有打折销售的行为,除非是京东618这类购物节。”

但在东阿县唯一的东阿阿胶直营店内,《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公司标准产品红标阿胶虽然没有打折促销,但较为高端的黑驴皮阿胶产品在打五折,折后价还低于红标阿胶。

对于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问题,东阿阿胶对外回应称,业绩变化是由于受整体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市场对阿胶价值回归的预期逐渐降低,公司经销商开始主动消减库存,放缓采购,从而导致公司上半年产品销售同比下降。

除了市场环境、公司战略等因素,药品阿胶市场逐渐饱和也是重要因素。药品阿胶去年增速明显放缓,从前些年的双位数增长减少到个位数。中康资讯CHM的数据显示,药品阿胶去年销售额为98亿元,比前一年还略有下降。

而主打中低端市场的福牌阿胶却实现了高速增长。福牌阿胶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公司上半年整体业绩同比增长35%。

由此可见,如果药品阿胶市场规模不变,东阿阿胶丢失的市场份额或许被福牌阿胶等厂家分食。

乱象丛生

假阿胶、假驴皮,成为阿胶产业挥之不去的痛点。在公开报道中,阿胶厂商用驴皮下脚料熬制阿胶,掺马皮、牛皮、猪皮等丑闻不断爆出。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阿胶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64亿元到2016年的310亿元,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药品阿胶仅占三分之一左右份额。作为传统产品,药品阿胶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公司手里,一般人难以进入。但在阿胶糕等食品阿胶领域,则涌入了大批制造者、贩卖者。

阿胶造假涉及的领域,主要在食品阿胶领域。在中小厂家低廉的价格面前,东阿阿胶的高价阿胶糕产品,不具备竞争力。桃花姬阿胶糕京东商城目前价格在每盒200元左右,但其他品牌的价格最低可达到几十块。东阿阿胶眼睁睁看着这块蛋糕被别人分食。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图/中新)

此外,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东阿阿胶、福牌阿胶作为阿胶行业龙头企业,这些年来一直暗战不断。

2002年,有媒体报道福胶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用马皮代替驴皮的情况。这成为轰动一时的“马皮造阿胶事件”。虽然调查结果证实是报道不实,但福牌阿胶这家百年老字号企业受此影响,一度处于破产边缘。当时,福牌阿胶负责人杨福安在公开场合指称该事件背后有黑手,而且是同行。

2012年,一场“造假门”风波把东阿阿胶推上风口浪尖。有媒体刊登了《卷入造假风波东阿阿胶盛世危局》报道,东阿阿胶新疆和田的工厂生产的半成品阿胶块涉嫌虚构原产地,其用以支持涨价的行业数据也涉嫌造假。随后,东阿阿胶否认了这些指控。

实际上,不只是两家龙头公司,其他知名品牌也遭遇过类似情况。2016年,职业打假人购买同仁堂食用阿胶,送至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检验,检测报告称送检阿胶检出牛、猪DNA成分。同仁堂当时称,这种检测方式并不适用于阿胶产品检测,阿胶是经过深度热加工后的产品,DNA已被深度破坏。

上述大厂虽然身陷“质量门”,但最终都没有被坐实造假、违规使用其他原料的问题。但在其他中小厂家,造假案件时有发生。

2018年2月,上海市食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联合侦破使用食用明胶、牛皮等原料跨省制售假冒国药准字号药品“东阿阿胶”的团伙犯罪案件,捣毁位于河南省的制假工厂、位于广东省的商标包装的印刷工厂以及位于上海市的销售点,案值4000万元左右。

2018年4月,东阿县多家阿胶企业被指涉嫌造假,用牛皮下脚料甚至骡马皮做原料来做阿胶。在此次事件中,除了阿胶本身的造假以外,衍生产品阿胶糕的造假问题也引起关注。当时,东阿县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事企业进行调查取证,并称查处结果将向社会公布。不过,迄今为止,该案件调查结果并未公布。

标准制定存争议

阿胶糕等快销品市场规模诱人,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东阿县在直播平台上阿胶出货量最大的“网红”,店铺销售量已经接近四万单。“眼红”于这个新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负责人也开始“赤膊上阵”,亲自直播卖阿胶。

在保健品阿胶领域,这类产品如果没有许可,是不可以买卖的。而一些利用电商平台买卖阿胶的“网红”,也打起擦边球,开始卖保健品阿胶。其价格相比商场的价格低很多。

阿胶市场良莠不齐的局面,至今没有解决之道——由于涉及各方利益,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迟迟没能推出。

去年9月,国家公布了阿胶及其制品食品产品标准立项计划,该项目由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目前,该标准还在制定之中。

接近山东疾控中心的人士林峰(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意味着“阿胶和以阿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阿胶制品,这两类可作为普通食品来生产。监管机构要依据标准对企业进行监管”。在他看来,阿胶行业标准不一主要就在阿胶食品领域。

实际上,因为主管机构不断变化,食品阿胶的标准制定迟迟难以出台。国家政策不明晰情况下,各方对于阿胶是否能够进行食品生产许可有很多争议。

原卫生部在2002年颁发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这份文件成为后来很多政策制定的依据。但由于主管部门发生改变,对于该政策的解读也是几经变化。

河北省曾就阿胶食品能否生产许可进行请示,获得否定答复。2009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回复河北质量技术监督局称,阿胶属于原卫生部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应按保健食品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不能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围。

但在2018年,政策又有新变化。当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回复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称,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阿胶列入了《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食品生产经营。对生产阿胶及其制品的食品生产者,应依法实施食品生产许可。

援引的规定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上述回复对阿胶从业者,尤其是在山东企业引起了震动。林峰表示,阿胶食品许可门槛比药品要低,对整个阿胶产业造成很大冲击。

从目前来看,山东还没有实施阿胶食品生产许可。《中国新闻周刊》从山东省级和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阿胶食品生产许可职能已经下放到东阿县。但多位业内人士介绍,食品阿胶(块)还未进行生产许可的规范。

阿胶企业涉足食品领域已经至少十年的时间,但是迟迟没有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各自为战。

以东阿县为例,这里既有东阿阿胶这样的龙头企业,中小阿胶企业数量也不少,但是直到2016年,中小企业牵头才成立了阿胶协会,而龙头企业东阿阿胶后来才入会。

今年6月5日,山东阿胶行业协会发布了《阿胶》《阿胶糕》两项团体标准,这两项标准主要用来确定阿胶中驴皮源成分的含量,从而可以折算出驴皮的投料量是否充足。不过,该团体标准不是强制性标准,只对行业内企业起到约束作用。

据悉,目前阿胶食品标准正在制定,但标准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

“标准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食品安全标准。”林峰说,“像一些和安全没有关系的指标,自然就不能把它放进去。比如婴幼儿奶粉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少了它奶粉会没有营养,宝宝会发育不良,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与安全有关。但是阿胶制品就没法这样衡量,阿胶的含量就比较难把它放到安全标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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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首都贫民窟大火 焚毁1.5万住宅5万人无家可归

中新网8月18日电 据外媒报道,孟加拉国首都达卡(Dhaka)查兰提卡(Chalantika)贫民窟16日晚发生大火,焚毁约1.5万间住宅,导致5万人无家可归。

据报道,消防队员耗费超过6小时才扑灭大火,所幸无人死亡,仅少数人受伤。

许多住宅都使用塑料屋顶,助长火势延烧。大部分居民都是低收入户。

据悉,失火原因不明,当局已展开调查。政府表示,将会对成千上万如今无处栖身的民众提供救济。

今年2月,达卡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区发生大火,造成约80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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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800万人报名将名字送上火星,中国有23万人参与该活动

据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介绍,参与者在活动网站上提交自己的名字、国籍,随后将会得到一张电子“登机牌”,还可以获得“常旅客”积分。喷气推进实验室将使用电子束将经过审核的名字蚀刻到硅芯片上,随“火星2020”一起登陆火星。

新华社洛杉矶8月16日消息,美国下一代火星车“火星2020”将于明年7月发射升空,次年2月登陆火星。目前已有800多万人报名参与美国航天局的一项公众活动,将自己的名字刻到硅芯片上,跟随“火星2020”一起前往火星。

活动自今年5月下旬开始,至9月30日结束。活动网站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846万。其中,来自土耳其、印度和美国的报名人数位列前三。土耳其共有250多万人报名参与。中国有23万人参与活动。

据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介绍,参与者在活动网站上提交自己的名字、国籍,随后将会得到一张电子“登机牌”,还可以获得“常旅客”积分。喷气推进实验室将使用电子束将经过审核的名字蚀刻到硅芯片上,随“火星2020”一起登陆火星。

据介绍,每个芯片可以刻超过100万个名字,载有所有名字的芯片将于2020年春天安置于“火星2020”上,届时美国航天局将把照片展示在活动官网及“火星2020”任务网站上。

美国航天局负责科学任务的副局长托马斯·楚比兴表示,在准备启动“火星2020”这一历史性火星任务之际,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这次探索之旅,它将揭开火星很多未解之谜,甚至包括生命的起源。

在美国“洞察”号无人探测器2018年登陆火星之前,也曾开展类似活动,当时共有240多万个名字被刻到硅芯片上,随“洞察”号前往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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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嫁女”有无分田资格?江西女子未获分地起诉村委会

曾丽频介绍,婚后他们夫妻二人在宜春市区与株潭镇两地务工租住,为方便赡养父母,曾丽频的户口未迁出后槎村曾家组。2018年5月,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曾家组将组上的耕地重新调整分配。讨论耕地调整事宜时,以不符合农村分田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耕地给户口落户在此地的曾丽频母子三人。

户籍还在本村的“外嫁女”是否能获得村里的分地资格?这是曾丽频过去两年遇到的困扰。

曾丽频是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村民,2015年与另一村村民结婚,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在2018年的新一轮耕地调整中,当地村委会小组以“不符合传统分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给曾丽频耕地。

曾丽频陆续到村、镇反映无果后,将村委会起诉至法院,宜春中院和宜春袁州区法院均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为由驳回了其请求。

澎湃新闻采访发现,“外嫁女”是否具备农村分地资格,在法学界也存在分歧。

“该走的程序我们会去走,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往前。” 曾丽频说。

农田调整,“外嫁女”未获分地

曾丽频1984年出生,婚前常年在外务工;2015她年结婚,丈夫为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千担堝组居民。

曾丽频介绍,婚后他们夫妻二人在宜春市区与株潭镇两地务工租住,为方便赡养父母,曾丽频的户口未迁出后槎村曾家组。曾丽频的两个孩子分别于2016年、2017年出生,户籍跟着她。常年在家照顾两个孩子,曾丽频没有正式工作。

2018年5月,万载县株潭镇后槎村曾家组将组上的耕地重新调整分配。讨论耕地调整事宜时,以不符合农村分田地传统、习俗为由,未分配耕地给户口落户在此地的曾丽频母子三人。

“曾家组这次参与分田的大约有122人,每人分得6分3厘田,按照这样算,总的耕地面积大概77亩左右。”曾丽频认为,自己在宜春市一直是租住,没有房产,算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至于其小孩,出生就随其落户在曾家组,也都享有同等权利。

“不只是她一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全组都是这样的规定,嫁出去的女儿要把田地让出来,我们娶进来的可以分地。” 株潭镇后槎村村民委员会曾家组村民小组组长韩菊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农田调整协议正式实施后,2018年6月17日,曾丽频向宜春市信访局反映情况,认为分田不公。

株潭镇政府答复曾丽频的信访材料中指出:“2018年5月28日晚,在后槎村两委的见证下,曾家组召开了户主大会,并形成了一份农田调整协议,协议内容经除您母亲外所有户主签字同意。”另一份答复称:“针对重新分田一事后槎村曾家小组组委会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讨论,一致认为你及小孩户口应该迁往楠木乡,虽然户口实际上仍在后槎村,但不符合农村一直以来分田地传统、习俗和标准,所以未予分配良田。”

韩菊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全组共三十多户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该份协议上签字。

起诉村委,法院:不属行政案件,属民事争议

2018年11月30日,曾丽频再次找到宜春市市长专线办。关于曾丽频提出的“后槎村曾家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良田分配的会议决定,要求正式文件上传”的问题,株潭镇政府给出的答复是:“我镇不可能以红头文件形式上传,此为村民自治范围,镇政府无权干预。”

同时,株潭镇人民政府指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对于您反映的良田分配问题,镇人民政府只能进行协商调解,无强制命令后槎村曾家组更改决定的权力。”

多次信访未果,曾丽频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019年3月,曾丽频向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区人民法院认为曾丽频与两个孩子适用法律不同,需要分案审理,于4月12日裁定准予撤诉。

而后,曾丽频将该纠纷分为3个案件,再次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袁州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5月13日作出的行政裁定书中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小组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驳回起诉。

曾丽频不服裁定,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宜春中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行政裁定书,同样认为该案“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同时补充 称“村委会不是履行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曾丽频说,2019年8月8日,她带着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再次来到万载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县人民法院未受理。4天后,曾丽频又来到株潭镇人民法庭,“株潭庭收了材料,但说要排到九月份才会立案。”

“外嫁女”有无分地资格? 专家说理:学界意见不一

作为“外嫁女”,即使户籍尚在本地,也仍然没有分地资格吗?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认为,以前的土地承包法只是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全家迁入县级小城市也不得收回调整。2018年该法修订时,这一规定也删除了。哪怕举家迁入城市也不能收回土地,30年承包期的效力绝对强,除非承包户自愿交回。“她虽然外嫁,但户口还在村里,当然有资格分配土地了。”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认为,“外嫁女”能否分得土地,要视各地情况而定,目前的法学界对于村里分地的问题,还属于村民自治少数服从多数,还存在争议。从实际情况考量,有的地方人多地少,嫁出去之后就不能参与分地了。

此类案件究竟属于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范围?出现了各级法院皆不受理的情况该如何解决?王才亮表示,这类案件从全国来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认为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而不是民事或行政诉讼。很多地方以这个理由法院不受理,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求镇政府协调,或者到农业局去投诉,如果不解决,那就是行政诉讼的范围了。”

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外嫁女”在娘家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论从未停止。

广西南宁一女村民在村中曾经享有0.29亩承包地的经营权,婚后户籍未变的情况下,村里以其已经是“外嫁女”要求收回其土地承包权。该村民不服起诉至法院。

2018年5月21日南宁中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决书中支持了“外嫁女”拥有土地分配的资格。判决书中称,法律对于因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缔结婚姻关系的女性成员,即“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应严格遵守。

判决书中引用了《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

历经多次信访、诉讼,“外嫁女”曾丽频能否分得土地仍未有定论,“该走的程序我们会去走,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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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峪门小学开通校车

12月22日讯(记者 程凌润) 22日,记者从莱城区教育局获悉,茶业口镇峪门小学于近日开通“大鼻子”校车,从而解决了该校近300名学生的乘车难题。

“每到上学、放学时,学校大门口被农用车、面包车、电动车、摩托车等围得水泄不通,学校需要安排大量的教师执勤,维持秩序。”峪门小学是一所有近300名学生的学校,多年来学生乘车问题,一直是学校和家长头疼的一大难题车,由于车辆的安全性能参差不齐,学校领导及教师、家长对学生乘车问题提心吊胆。

如今,峪门小学的学生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大鼻子校车”。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乘坐上了由驾驶技术极高的司机驾驶的、安全性能极高又宽敞舒适的校车后,高兴地说:“有了这样的校车接送,我们一百个放心!我们可以安心工作了,再也不用为接送学生犯愁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的安全,峪门小学校长张传刚经常跟车查看学生的乘车情况及车辆的运行状况,同时峪门小学的值日教师和相关教师,协助引导员把学生安全地送上校车后才能离校。

这份共识鼓舞人心

3月1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 摄

郭奔胜 董璐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品读两会,我们读出了过去一年风雨兼程的艰辛、攻坚克难的坚守,也收获了新的一年直面挑战的勇气、奋勇追梦的底气。这些智慧和力量凝结在两会议题里,凝聚成“中国共识”“时代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集中、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体现。

这份共识深入人心。“上下同欲者胜。”两会一头连着发展大计,一头连着百姓心声。来自全国各个地区、行业、领域的代表委员围绕国家最紧迫的发展任务和百姓最关心的民生话题,商讨谋划、建言献策,寻求政策发力的明确着力点和破解难题的妙策良方,让我们对纷繁多元的民情民意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也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与势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有最大共识,才能够让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才能用最有力的行动,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份共识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也是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份共识引领方向。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两会是观大势、看全局、议大事的重要平台。新的一年要干什么、怎么干,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以创新促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以改革释放活力,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重要支撑;以实干增强活力,在机遇与挑战中创造新红利……一项项新目标、一个个新课题,都在这里接受民心的审视、民智的问诊、民意的考验。蓝图规划好了、任务书拟定了、时间表明确了,奋斗就有了方向,行动就有了指南,就能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份共识坚定步伐。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中国现在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面向未来,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民生领域短板还有不少,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很多难关要过,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重点领域改革还需继续深化。要前进,要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就必须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久久为功的韧劲,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两会为谋创新、促改革、抓机遇的高水平交流提供平台,让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同向发力、齐心协力、形成合力。

长风破浪正其时。“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让我们以这份共识为新契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汇聚起近14亿中国人的磅礴力量,携手迈向更加奋进、更加光明的明天。

外媒:学生怕“添麻烦” 日本校园霸凌难追查

据外媒报道,日本教育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的校园霸凌事件数量创下新高。专家警告,许多孩子因为害怕不敢站出来,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

据报道,统计显示,在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学年中,从小学到高中,日本各地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霸凌事件数量高达414378件。这个数字较去年大幅上升,新增91000多个案例。

在这些案件中,474起被认定为“严重霸凌”,比起去年多了78件。当中更有55起危及当事人的性命。在该学年期间自杀的250名学生中,当局确定有10名儿童在学校常被欺负。这些调查证据通常来自于学生的笔记。

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研究学院教授中林美惠子表示,日本学校一直存在霸凌问题。但在她看来,有更多儿童自杀与霸凌有关。这对学校、教育当局和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她说:“有关人员现在承受的压力比起过去大得多……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被记录下来。这可能是案件增加的原因。但显然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解决霸凌问题。”

中林美惠子指出,虽然不同文化的社会中,孩童都会因为与他人表现不同而被同侪排挤,但她认为日本社会在这方面有一些独特的面向。

她认为,在日本校园中,与众不同会成为锁定目标。“整个日本社会都是如此。整合很重要……如果你在课堂上才华横溢、太漂亮,又或是你会演奏乐器,还是跟别人采取不同的作法,就会成为目标。”

中林美惠子表示,还有其他社会习俗使得遭受霸凌的孩童不敢跟爸妈和老师说。她表示,在日本文化中,有一种不麻烦他人的习惯。当事人担心将霸凌事件托出,反而会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关注。

埃里克•菲奥是横滨私立法国学校的校长。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日本公共教育体系中求学。他表示,日本学校中有很强的“顺应”压力。他说:“据我所知,我的儿子从来没有被欺负过,但我听过一些跟他有关让我很生气的事。”

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儿童都可能是不友善或粗暴的,但日本似乎更加极端。他提到:“男孩面对的往往是肢体霸凌,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打一架解决。在女孩之间则有所不同。日本的霸凌常是将某个女孩排除在群体之外,或讲她八卦等各种关系霸凌。”他强调,其他形式的霸凌与肢体霸凌造成的后果一样严重。